“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的，官员批评君王，书生议论国政属于常态，“乌台诗案”中给苏轼定的罪名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靠手中的军权篡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为了抑制武将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因此赵匡胤定下了文人统治，厚待士大夫的国策。因为宋太祖赵匡打下的基础，整个北宋的政治氛围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皇帝动辄杀戮朝臣的情况，皇帝在讨厌一个大臣，大臣的批评皇帝也得听着，官员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说话、敢议论朝政。

而且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没什么私仇，政治斗争并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为什么事情遭到处罚、贬谪，过段时间还有复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有过因为朝堂争论离开中枢的经历，大不了去地方任职等待复起罢了；以廉洁公正、不畏权贵著称的包拯当官的时候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换一个朝代早死了。但是这种政治氛围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启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当时朝中的大多数大臣或出于公心，或为了私利纷纷反对变法，像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为了改变王安石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局面，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态和规则，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入朝当职，这就是“新党”。

“旧党”觉得“新党”年轻识浅、不堪大用，“新党”觉得“旧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加上有很多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慢慢的“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属于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也是政绩斐然，“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按理来说苏轼应该是仕途顺畅、官运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运坎坷。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再加上“新党”中确实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从1071年到1079年，苏轼受到打压一直在地方任职，但苏轼毫不气馁，一方面结合当地情况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试行变法；另一方面不断写文章、上书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两次罢相也证明苏轼的言论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不甘心变法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北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摊上“乌台诗案”了呢？苏轼在当时虽然仕途不顺，但是他已经是文坛领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读书人的热议和追捧，他对于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这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随着王安石的退隐，以及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法而日趋强硬的手段，“新党”中的部分人趁机炮制出了“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